现代保险的诞生
欧洲17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提供平台,证明精算科学可以用更理性的方式更好的进行保险业务。保险,尤其是寿险与寻找规律、统计自然事件和计算未来的发展都产生了共鸣。这一创新改变了对人们对现有世界和未来的看法--这些事件都是可计算、可预测的。保险是这些创新经营理念的理想型实验室。收集各种不同类型机构和个人信息,并用核保的方式将其转变为可量化的成本,这一过程很重要。保险对新的不稳定的力量起到了很好的制衡作用,转化了劳动力、城镇化和经济贸易的分工。
保险还帮助货币成为经济体系内主要沟通手段,也有助于将越来越多地问题以费用和时间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不是所有的文化从一开始就能接受这样的思维。在南欧,人们以一个巨大的灾难为代价,才改变了对风险和命运的认识。1755年发生的里斯本大地震对神的无所不能是一个挑战,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被摧毁,包括教堂和市政建筑,但是,让很多幸存者困惑的是红灯区却安然无恙。一个仁慈的上帝怎么可能允许这样做,人类真的可以自己把握命运吗?人们渐渐的认为理性的思考者是对的,虽然地震并没有立即将保险理念在南欧贯彻,但是它给人们带来了现代地震学。
在英国,1666年发生的大火灾改变了人们的观点。70000多受灾房屋几乎都没有投保。一位名为Nicholas Barbon的伦敦人重建了城市,然后为房屋投保。他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做慈善而是商业目的,纯粹而简单。银行家和贷款供应商的经验和理性的态度让他认识到保险公司需要在一个不同的金融基础上建立。所以,在1681年他创建了第一个知名的股份制保险公司。股权在现代保险中变得必不可少,因为它可以将运营资金与风险资金分离,并且为业务线扩张和海外市场发展提供资金。
虽然这种合股公司很快成功,但是在1720年的南海泡沫时期,它却因涉及投机而破产,这对保险业是一个显著的打击。启蒙运动中,也有许多投资者滥用保险观念押保最不可能的风险,例如战争结果,过度饮酒的后果,或是皇位继承者的出生日期。政府随后禁止了某些形式的保险。再保险的禁令也于1746年生效。不过,这似乎不影响保险业发展的必然性。经济学家亚当密斯称赞保险是一个理性的发明,甚至是一种道德义务。
工业革命和帝国的成长要求保险的参与。在18世纪末,糖厂业主协会在伦敦成立了第一个真正现代的全球保险公司—Phoenix,不久之后,它开始为其他国家的风险投保,它也是第一个在国外设立办事处的保险公司。
自此,英国的财产和人寿保险公司开始殖民世界,基于现代科学、新型资本化和风险全球扩散的可能性。
总之,这被证明是一个无可匹敌的商业模式。
全球扩张
但是,保险业也随之迎来了发展的瓶颈。
随着贸易的不断增长以及海外移民的觉醒,美洲、澳洲和新西兰以及南非等几乎所有白人殖民地都逐渐接受了这套不列颠保险体系。保险体系为欧洲移民和贸易商保留了享有人身和商业保险的特权。而殖民地土著聚居地则鲜有人愿意接受这一概念,他们更愿意用传统的方式来抵御灾难。大多数非欧裔群体选择通过家庭和村庄的团结,外加向上帝祝祷的方式来达到防御的目的。而对欧洲人而言,他们起初对为其他人提供保险毫无兴趣。
例如,在印度,仅英国公民可以享受保险,他们认为当地人的道德水准不足以抵御保险欺诈的诱惑。此外,由于当地人生活水平较低,为他们提供人寿保险风险太高。然而讽刺的是,人寿保险风险最大的群体其实是年轻的英国官员,受殖民地的热带气候影响他们常常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往往容易英年早逝。
但是,作为保险业进军远东市场的跳板,印度的地位日益重要。东印度公司掌控了次大陆的保险业。但是,要在远在伦敦的办公室里对这里开展保险业务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二者之间互通一次书信需要长达两年时间。另一个方案是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这可以促使加尔各答的办事处开展独立的保险业务,进而将保险业务推向亚洲更多地区。
印度及其久远的贸易传统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早期的保险模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百年。18世纪晚期,次大陆上的英国保险公司通过办事处来开展业务。1818年,一位苏格兰人建立了印度第一家现代股份制保险公司。印度的办事处将保险业务推向了整个亚洲。在20世纪初的抵制英货运动的推动下,印度人所有的保险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新印度公司是第一家印度全权所有的保险公司。到19世纪50年代,该公司已经建立起全球办事处网络。早在1865年,瑞士再保险就为在印度的英国公司提供保险,与印度市场密切相关。自1929年以来,瑞士再保险与印度保险公司直接交易,成为助力印度工业发展最重要的人寿保险公司,从英国保险公司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从1819年起,由于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发现了新加坡,新加坡开始崛起成为东南亚的贸易轴心,也成为许多保险公司进入荷兰东印度群岛的门户。18世纪80年代晚期,自1860年起就为利物浦皇家保险公司提供代理服务的一家新加坡贸易公司,在马来半岛建立了第一个橡胶种植园。这种联合经营方式促使企业家和代理商们为自己和他人的生意提供保险。彼时,这种模式非常普遍,而且被大型亚洲公司采纳。欧洲移民将保险业大规模引入了拉丁美洲。英国公司专注于贸易相关风险的保险业务,而移民则将保险传播到千家万户。
这些公司通常是基于互惠关系,尽管他们采取了比传统的友谊会更现代化的运营方式。个人保险得以扩张,主要得益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欧洲移民的大规模流入。随着全球对英国统治的关注升温,许多拉美国家开始诉诸法律改革,以求保护本土保险公司免受外国公司的威胁。许多国家因而出现了各种本土保险公司争相拉客的热潮,它们迎合意大利、西班牙、英格兰或者德国客户的需求,公司的发源地和目标客户明确地反映在公司的名称中,例如盎格鲁-阿根廷,法兰西-阿根廷,德意志-阿根廷等。南非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甚至整个非洲大陆的领头羊。荷兰和英国移民早在18世纪30年代就已建立了火灾和人寿的复合保险公司。20世纪初,南非采取了一项独特措施,有选择地开展社会保险,将老年人的业务留给人寿保险公司。而此时,许多国家都采取了基于俾斯麦宰相德国模式的社会保险计划,来平息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发生的动荡。
与此不同,一战后,面临劳动力大规模涌入城市的局面,南非政府利用绑定养老金和医疗条款创造了许多工作岗位。几十年后,南非不仅获得了全世界人寿保险(或称长期保险)的最高份额,还在人寿保险市场创新中遥遥领先。非寿险市场(或称短期市场),仍旧由外国(主要是英国)公司独占鳌头。19世纪下半叶,贸易、工业化、城市发展、交通和通信行业的快速增长极大地刺激了保险需求,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保险行业已渗透到全球的每个角落。
1815年,欧洲混战和英美冲突宣告终结,保险业终于可以走出欧美,进行大规模扩张,保险这个英伦产物几乎从诞生之日便被引入这两个地区。
(未完待续)
本文英文原文来自于2013年瑞再报告“A History of Insurance”,原文链接:
http://media.swissre.com/documents/150_history_of_insurance.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