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旦二战的枪声响起,全球的联系被切断,保险业还剩些什么呢?希特勒政权的行动导致外国投资者非常怀疑德国保险能否履行对外国公司的义务,他们非常担心自己在德国的资产被侵吞。
席卷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沙文主义浪潮,仅靠接管占领地区的国有或贸易所有公司就可以拓展市场份额,而犹太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投保人则受到歧视或被拒绝支付,这种现象在纳粹德国尤为突出。
亚洲市场的繁荣也突然宣告结束。上海当时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市场。1919年,美亚保险公司(American Asiatic Underwriters)和亚洲人寿(Asia Life)正是在这里建立的,而此后又成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也就是AIG集团。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外国公司最终被迫撤离了上海。
1941年,尚处在战争中的以英美为首的全球大国通过了《大西洋宪章》,开始为重构一个有效的全球体系做准备。1944年,44国联盟在布雷顿森林起草了战后国际金融和货币秩序。而对保险业而言,这个消息喜忧参半。
经济繁荣与问题增长
战争结束后,主导世界的不再是商业而是政治。重建经济的努力离不开原材料贸易。保险成为一种奢侈品。布雷顿森林协定并未对保险业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作出解释,而且基本忽略了服务业和无形商品。
这使活跃在全球的再保险商陷入困境。联盟国家倾向于将向外国公司支付的再保险溢价当作净资本流出,导致资本项目的逆差,损失赔付的流入则完全被忽视了。资本转移越来越困难,还必须与各自的清算银行谈判协商。
但是,大多数保险公司在本土市场都获得了更大的增长机会。瑞士再保险等保险公司试图在英联邦市场获取一个立足之处,因为这个市场上还可以继续进行跨境交易。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封闭了商业活动,不仅仅是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权的扩张,还因为许多国家再保险公司甚至保险业务的国有化趋势蔓延。
本土市场也给他们出了难题。没有比汽车保险更能说明问题的了。战争期间,私人汽车使用受到了限制,而汽车保险的分支机构被削减无足轻重的部门。战后需求的突然恢复让保险公司措手不及。大多数国家的强制责任保险给该部门带来了指数型的增长。为保护投保人,许多国家鼓励签订关税协定来防止保险公司之间自我毁灭式的竞争。但是,尽管为帮助这些公司而签订了最低关税标准,保险公司还是只能通过开展新业务来勉强弥补技术性损失。
客户庞大的投资组合使再保险公司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只有当资本市场有利好消息传出时,投资收益才有可能抵消严重的亏损。许多再保险公司开始担心,再保险走到了尽头,将变成纯粹的投资工具。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市场开始拥有全球经济影响力。韩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962年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性的改革,为其后来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奠定了基础,这一系列的改革也对保险业影响深远。保费数额从1963年的66000美元猛增至1980年的1.5亿美元。政府不仅为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还通过将1977年作为保险宣传年等方式,对保险市场的扩张起到了重要作用。1980年市场开始对外开放,外国公司驱动保险部门进入高速运转阶段。如今,韩国保险市场雄踞全球前十。
但是,全球繁荣也带来了许许多多全新的不为人知的复杂风险。原子反应堆、超级坦克、航空器、大型建筑工地的出现,促使再保险公司开始考虑可保性的界限。责任案件开始出现在美国的法庭上。一些人声称,再保险业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对于重大风险,进行客户风险的按比例分配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随着保险精算的新发展,长期不被看好的超额损失合约重新出现在再保险的世界里。从大学校园走出的新一代再保险经理人,开始和他们的客户一起处理风险,再保险公司逐渐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风险专家和几乎是提供最后保障的保险人。
责任案件是他们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之一。通货膨胀和利率使正常风险的承担变得复杂,而责任案件要花费较长时间来解决,加剧了这些因素的影响。美国法院开始对责任案件裁定更高的金额,这因此增加了责任保险成本,这就是所谓的附加通胀。全额储备不再具有可能性。20世纪80年代,局势完全失去了控制,石棉、健康和污染相关的索赔案件(统称APH)层出不穷,赔偿数额创造了新纪录。
这场所谓的责任危机对活跃在美国市场的几乎每一家保险和再保险公司都造成了冲击。
保险公司被迫放弃所有专业和商业的责任保险业务,包括消防、学校教师和市政服务人员。时代杂志封面标题称,美国保险业遭受了灭顶之灾。
政府对此作出了迅速反应,但还是没有赶在多家公司破产之前。许多外国保险公司离开美国或者从商业责任保险领域撤出。一些公司在百慕大设立机构,使得这个海上地区成长为再保险市场的中心。
(未完待续)
本文英文原文来自于2013年瑞再报告“A History of Insurance”,原文链接:http://media.swissre.com/documents/150_history_of_insurance.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