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2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和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联合主办、由国际风险管理师协会（PRMIA）中国认证中心承办的“2009’金融风险管理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金融危机与金融风险管理”。参加本次论坛的金融界专家有：周道炯、吴小平、胡坚、罗平、王松奇、马庆泉、陈伟钢、丁志杰、罗忠敏、张文渊、党均章、李青云等，以及来自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再保险(集团) 、邮政储蓄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包商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人员。与会专家和金融机构代表就金融危机下如何加强金融风险管理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专家精彩观点综述如下。
金融危机与金融风险管理论坛
一、中国亟需推动金融风险管理认证工作
王松奇（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在本轮金融危机中，我们已经看出了哪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最稳健、最健康、最有潜力。金融核心竞争力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金融职业经理人的人数和这个国家金融体系整体的风险管理水平。当然，有人会说美国风险管理水平不高吗？美国水平最高，但是是危机的发源地。所以，这里面一定有一个理论问题，为什么美国金融职业经理人队伍最庞大、资源最雄厚、金融市场最发达、法律最健全，但却成为这次金融风暴的发源地？这就说明背后有规律性的东西，值得我们来认真思考。
本轮金融危机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就是从金融体系开始向实体经济发展，过去那种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过大，特别容易生成泡沫的金融服务体系，现在到了一个关口，需要重新进行矫正，首先应该从理念做起。中国在这一轮比较幸运，大家知道前几年，中国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搞金融衍生产品，经过若干年，最后只出了七种产品，最后也没有推开。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自己落后，现在看来幸好没推开。否则，我们受到的损失也会不可想象。因为我们的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还不如欧美国家。比如我们的银行购买衍生品的时候，就是看国际三大评级机构评级，一看三个A就买了。这充分反映了我们从微观上对金融风险管理人才的培养是不足的，我们的金融服务体系在提供标准化的服务，提供公平、透明的服务上差距是非常之大的。因此，我认为21世纪最重要的挑战就是看哪个国家能够真正培育出真正懂金融风险管理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这是最关键的。
国际风险管理师协会在中国开展风险管理认证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中国的金融系统，特别是银行业，如果能够进行这样的认证考试，进行金融风险教育，进行金融风险管理启蒙运动，必将对中国金融业防范金融风险，提升核心竞争力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中，对各商业银行来说很重要的就是提高金融风险的管理水平，我研究过一些银行的情况，金融风险管理水平不高，一些中小银行没有专业金融风险管理队伍，特别是城市商业银行。像民生银行，现在已经从事业部制走向全面风险管理了，但是和中国工商银行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中国工商银行好多搞风险管理的处长到民生银行当一个部门副主任是绰绰有余的。中国金融业现在最急需的就是培养队伍，在职业风险管理队伍中，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怎么通过一种机制，加强风险管理的教育、考试、发证，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专业水平，然后在全国形成风气，我觉得这个事很重要。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我们还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要研究，比如金融风险如何分类？金融风险如何累积？到达系统性风险的点在哪里?就是金融风险如何累积形成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演化成金融危机？另外，在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如何回过头来看金融危机生成的技术原因、市场原因和体制原因，包括人性方面的原因等。因为美国这次危机我们已经看的非常清楚了，据说世界上60％的律师在美国，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70%－80％都是美国经济学家。但在危机之前，没有一个大牌经济学家对这次金融危机提出过预警，谁都没有想到。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在理论上和现实中存在着严重的脱节。所以，值得我们研究的东西太多了，基础一定是在金融体系中最基本的风险管理的那些东西。
金融风险问题是最实在的金融问题，是理论和实践最重要的一个结合点，对于中国来说，我个人认为真正在理论上有很多年积累的专家不是太多，现在我们大家都应该虚心学习，利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大家努力学习新东西，推动中国金融风险管理认证工作，争取让我们中国金融体系有一个强大的人力资本基础，让中国金融体系真正成为最健康、最有发展潜力、能够对实体经济部门提供最有力支持的金融体系。
李青云（特华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金融风险管理在中国是较新的话题，很多东西可能都在思考之中，可以从金融风险管理的人文和人本角度进行探讨。之所以提出人文的问题，理由很简单，现在我们看到一些风险管理方面的教材，或者是一些技术，一些方法，基本上是国际经验的借鉴，而这个国际经验更多的是以英美系统为主。英美系统是否可以完美的移植到中国背景上？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人文这两个字大家非常熟悉，顾名思义，就是人类社会各种文化现象，如果需要从细节角度做一个界定，符号是文化基础，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我们更为关心和熟悉的是什么？是文化的主要内容和规范。规范包括习惯规范、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等。基于长久的历史和自然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差异，我们很可能最终在不同文化中习惯不同、道德不同和法律不同。这样的人文差异就是我们所讲的本土化的原由。比如价值观里面，中国强调的是集体价值观，而在西方比较崇尚个体价值观，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决定了你对规范的理解和使用是不一样的。
金融体系包含市场体系、融资方式、产品种类等，从这个角度，我国的金融体系显然和英美国家大为不同。金融体系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金融体系的差异核心，我国是银行主导型，以银行为核心，保险、证券、基金和信托企业深受银行的影响。另一个就是监管体系的差异，我们目前是分业监管。基于我们的法律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差异，如果我们把风险管理问题拿进来看，你会发现很多内容和实质差异，比如说在中国银行业，基于现状我们会关心信用风险，尤其是现在各家银行做的授信风险管理。我们会关心操作或运营风险，其次是关心市场风险，然后关心流动性风险。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海外截然不同。也就是说美国银行业会关心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因为是市场主导，市场产品太多了，创新太厉害了，市场太强大了，所以市场对于银行影响非常大，然后可能是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
人本是金融风险的管理之道。这个话题更为基础，首先我们考虑一个问题，对人本的理解，人本的理解有很多种，我们今天理解两个层面，第一是需求层次。任何学派都强调一个概念，每个活生生的人，不管你是银行家、职员、官员、教授、学者，你在这个世间一定是有一个需求层次问题，在你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需求，而且总是递进上升。另外一个人本问题就是有限理性问题，有限理性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话题。基于这两个，我们有一个概念：大多数风险产生于人本身，当然有一些不可控的东西。比如说市场风险，比如市场风险怎么会把它理解为是人的风险？其实根据我们的关注，行为金融学是现在研究市场最有效的学科之一，如果认同这一点，你会发现在大多数市场里面交易行为背后是心理博弈。目前国内一些非常优秀的定量投资型基金经理开发出了基于数学群论的投资模型。把群论引入市场风险管理，它是以行为金融学为背景的支撑。行为金融学强调心理和行为，我们用群论模拟和复制这个东西，这是对于传统金融理论的一个冲击。如果这个群论的模型能够继续运行下去，基本就认同市场风险源于人本身。
基于这样方法论的思考，如何加强金融风险管理，需要三个方面结合，经验的总结是免不了的，我们必须总结数据，因为大量的随机会得出稳定的规律，我们需要总结，继续累积数据，刚才几位嘉宾提到我们数据不足是一个限制，但是我们现在做的只能是进一步积累数据，进一步分析，进一步建模。但是如同刚刚讲的，模型有不确定性，我们预先的制度安排也有可能落空，因为没有人可以准确预测一切问题。所以，最根本的风险管理之道应该是有效的响应机制，就是看到风险，能够迅速的报告，披露，分析，迅速决策并落实和应对。既然我们讲人是复杂的、多变的，我们不可能完全依赖固定的东西对抗他，要制约它，只能以动制动，所以有效的响应机制是最后的关口，这需要我们文化的建设，我们明白风险可能存在于所有方面，尤其是现在最关心的操作风险。我们有了这样风险管理文化，有这样的风险管理意识，这样的意识依托于有效的风险管理人才。人才才是金融风险管理的根本所在。既然风险源于人本身，所以我们需要用更多的人和机制对抗这个风险。希望PRMIA中国认证中心能够对此做出更多贡献。
二、如何认识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管理
罗平（中国银监会培训部主任）：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这个主题很有意义，风险管理说白了，就是强身健体，永恒的话题，为什么在这个环境下把风险管理摆在这么重要的地位呢？实际上有两层意思，一个是监管部门有点推卸责任，说这是你没有办好，我没有责任，所以你要加强风险管理。另一个是从业人员说这事我自己捅篓子，我自己兜着，你别给我上套子，给我夹板，别说强化风险管理，你不要管太严，让我自身发展。所以，强调风险管理从不同人的角度来看有不同的含义。假如我们认定风险管理是永恒的话题，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监管的制度看金融风险，这是学术界、中央银行和宏观经济学家谈的问题，而监管部门谈的不多，为什么？这是监管部门的弱点、软肋。我的题目是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和补救方法，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就是资本监管对经济发展推波助澜的作用，相当于买涨不买跌。而补救措施，意思是什么？这个事你不可能彻底把这种现象杜绝，它将永远存在，你无非是把它的不良影响做一些调整。
首先，美国不到一万亿的次级债，如何演变成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的？次级贷变成次级债，导致商业银行减息，然后就惜贷。所以资本监管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种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学术界早有研究，大家如果做一下检索的话，国际清算协会有一个意大利的小伙子一直研究这个问题，他在前十年就提出这个问题。学术界积累很多真知灼见，就是没有人注意，巴塞尔委员会就一意的要推新资本协议。这次金融危机暴露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相当严重。
其次，什么是顺周期性？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资本监管不要起到一种落井下石，或者是推波助澜的不好的作用。比如去年GDP增长到14%了，还要继续扩大贷款，进一步放松政策，或者说今年是5%－6%了，还要紧缩，这就是落井下石的顺周期性。它的定义非常复杂，我们把握这个主要含义就可以。从资本的角度讲是什么呢？你经济好的时候，借款人有现金流，抵押品的质量也良好，银行就一个劲的贷，但是经济下行的时候，行业受到影响，还不起钱了，客户评级要下降，抵押品的评级也要下降，整个银行资产质量就要下降，银行就要惜贷，这样就影响经济的增长。这就是顺周期性的基本的特点。
大家知道顺周期性是根本无法克服的，因为这种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就像我们贪婪一样，我们A股市场6000点还有人入市，但是到了1600点，反而没有人进，所以贪婪是人类的本性。那么如何补救顺周期性呢？国际上总结了四种方法，但是每种方法都有利弊。第一种方法是资本监管有顺周期性。把资本监管从8%提到18%，整个把标准提高，但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商业银行可能没有充足资本支持经济发展。这个方法虽然可行，但是发达国家却不会支持。第二种方法，由监管部门根据自己的经验定。如果经济上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相反经济下行，降低资本充足率。把资本充足率的8％作为一个参照点，但是上下可以浮动，变成一个浮动资本充足率。第三种方法就是与保险相结合。银行经济下行的时候缺钱，可以上保险，如果银行缺钱，保险公司答应给钱。但是这个制度也有不好的地方，还不如让银行发优先股，或者是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换为股权的股票。最后一个建议赋予资本充足率一个系数。比如对现在的8％，再加一个系数，加一个1，但是这个可以上调到1.2、1.3、1.4、1.5，也可以下调到0.9、0.8、0.7，就是可变的资本充足率的公式。
在应对顺周期时，我们还没有很好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第一，不论是监管部门还是中央银行，都难以真正把握经济周期，更不要说预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来没有预测经济危机，他有这么多的人才，都做不到，他过去做不到，现在做不到，以后也做不到。所以，要求我们成功预测经济周期并采取措施，这也不现实。作为监管部门最重要的是什么？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今天商业银行有充足的资本，这个时候把资本释放出去，以贷款的形式出现，支持经济发展，这是不难的。所以，在资本监管顺周期性达不成结果的情况下，我们不妨走第一条路，就是要求商业银行在经济好的时候、利润水平高的时候，多提一些准备金、多提一些资本，要求商业银行提高拨备覆盖率，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这就是说在国际上并没有达成完全共识的情况下，依照我们的经验，依照我们的智慧采取主观判断进行决策，我觉得这是中国能够把银行办好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在国际上重大问题达不成协议的情况下，我们不妨走自己的路，也是可以成功的。
马庆泉（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金融危机发展到现在，可以从宏观的角度做一些反思。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理论认知风险是主导技术层面风险的，美国金融危机是发生在什么时点上呢？就是什么条件都具备了，金融危机不发生是不可思议的，发生是必然的。好多条件具备了，一个是从经济发展长期趋势角度来讲，在本世纪初前五年左右，美国长期经济发展的动力已经走到了顶点，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就是一个兆头，美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就是振荡、不稳定的阶段了。第二个条件是格林斯潘想创造美国历史上最长期的经济繁荣，他提出这样一个梦想，提出很多理论解释，理论认知发生混乱和错误。第三，金融风险控制不到位，植根于人性弱点的贪婪和创新的追求，这些都是原因，这些因素集中在一块危机发生了。我觉得导致这么大的后果，理论认知的错误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是非常重要的教训。
第二，宏观风险主导微观风险。从微观方面采取一些措施，或者是风险控制的时候，要考虑宏观经济趋势、宏观金融趋势是什么样的，措施和做法符合不符合这个趋势。
第三，长期的风险主导短期风险。在采取具体的某个时点上、某个阶段上的措施和做法的时候，要考虑一下现在采取的做法和措施符不符合长期需要和长期发展趋势。
怎么样走出金融危机？我觉得现在取决于我们三口气的衔接，一口气是国家投资能不能成功带动民间投资，第二是刺激内需措施能跟未来两年国际经济转暖的气接起来，第三国内资本市场发展和实体经济的好转这口气接起来。我们主流声音要支持现在宏观上采取的重大的政策措施，能够在战略上坚持这样一个方针，能够把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整个国际金融、国际经济的趋势大方向结合起来。说中国经济到底没有到底，中国本来不存在这个问题，是被世界金融危机拉下马的， 21世纪初是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阶段，只是因为东西方经济出现一个逆向发展的方向，现在出现这个状态，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让两个周期重新调整适应，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资本市场发展前途是光明的。
丁志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怎么看待金融危机的风险呢？马克思提出原始积累阶段出现羊吃人的现象，我们观察危机期间人吃人的现象，就是G20华盛顿峰会上做了一个总结，防止在未来的欺诈、操纵和滥用行为，我们在危机中看到一个很大风险，有别于正常时期的，就是危机中金融体系出现对整个社会的欺诈、操纵和滥用，就是中国企业面临的巨额的汇兑损失教训可以看出来。2008年中国企业由于汇率问题的风险产生巨大汇兑损失，损失原因有三个。
第一，是错误使用计价结算货币。去年5月底有一条新闻，说中国企业绝大部分以欧元计价结算，同时提到联合国在中国采购招标说明书里面提请中国企业用欧元结算，但是从后来发生结果看，7月份到10月份欧元对美元巨幅贬值25％左右，就是说我们把计价结算货币从美元改成欧元之后的损失就超过20％，包括去年美元汇率走势，我认为是国际协议，而不是市场行为。
第二，中国企业在去年错误使用远期外汇交易，如果一个企业用远期外汇交易规避汇率风险是很合理的，但是最怕有人操纵外汇市场。我们的银行特别是外资银行的经济学家，一直对人民币汇率做出一个错误的预测和判断，来误导市场，一年前渣打银行预测2008年人民币会升值15%，就是说人民币对美元是6.3，实际上是6.8，这样使得一些企业担心汇率风险，卖出远期美元，所以，在中国市场的操纵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实现的。
第三，中国企业在去年过度的使用复杂的衍生品进行汇率风险管理。到所有银行的风险都不是简单的产品，都是非常复杂，前面都内嵌期权和某种指数进行挂钩。现在来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衍生品的滥用。通过去年中国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以及汇率方面产生的汇兑损失来说明金融危机的风险在危机发生的时期这种操纵、欺诈和滥用行为。
胡坚（北京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金融风险比任何以前的时代都严重，都危险，而且扩散性都强。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对各个层面金融风险的防范。
第一个风险是超国家、超主权层面的风险，也可以叫国际金融风险，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长期依赖主权货币如美元带来的风险。第二个方面是金融危机的传染性风险，现在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不只是在一个国家，而是非常快的传染到其他的国家。第三个方面是在金融监管方面，如果不能协调而产生的风险，如果不能进行国际合作产生的风险。我认为这是超国家、超主权的金融风险。
第二个风险是国家内的金融风险，国家层面的金融风险。这方面的风险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合适的货币政策，如果货币政策不合适，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美国这次金融危机，我们看到和它长期低利率政策是有关的。第二是对金融市场过度监管和过度的不监管，这样引致的风险，干预的过度和过度不管都会出现问题。第三个是混业经营带来的风险，这是在国家层面需要注意的风险。
第三个是行业层面的风险。在银行业方面主要应该关注银行使用涉足衍生金融工具带来的风险，这里面包括特别是一些储贷银行、房屋信贷银行过度涉足衍生金融工具造成的风险。至于商业银行自己的风险内控机制，要进一步完善方式方法和程序，我觉得主要探讨的是银行涉足衍生金融工具。在证券行业，现在问题是投资银行的作用如何重新定位，这次美国投资银行倒了七七八八的，剩下的转为普通的商业银行了，我们究竟需要不需要投资银行？如果需要，怎么控制风险？第二，在证券市场方面要关注资本市场新的融资模式、融资市场越来越多，包括私募基金，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如何控制风险，非常关键的就是它的风险来源是投资到哪里。
最后，这次金融危机发源于个人，也结束于个人，我们对经济生活中个人风险是不是要注意，现在从美国经验和发展中的情况来看有两个趋势值得注意，一个是严重的超前消费、透支消费带来的风险，以前没有注意到。第二个是个人对于财富增长的过分迷恋和贪婪的追求造成的风险，包括个人储蓄者和消费者，这两个风险如何进行控制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三、面对金融危机如何加强金融风险管理
周道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席）：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管理，这个题目特别有现实意义，而且有新意。我觉得这个主题是永恒的主题。
专家学者和管理层，怎么样防范风险，加强风险管理，从现在来讲，可以从三个方面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第一，要从进一步改革开始，一边发展一边防范风险，不能因为发生金融危机，就停止改革。同样，我们针对发生的风险来进行改革，比如现在市场经济金融是最前沿，就要分析资本市场、保险市场、银行市场，还有在体制上有什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还有资本市场怎么进一步市场化等等，这都是防范风险的范畴，这些问题不展开讲了，从体制上来研究这些问题，怎么有利于发展，又有利于防范风险。现在追究责任都是追究到基层，上层没有追究的，当然基层也应该追究，但是层层的责任都要考虑，不然问题不好办。
第二，进一步完善法制，加强法制建设，依法监管。为什么美国出现这个问题？根本问题是监管不到位，缺乏监管。要不要搞创新？还要搞创新，现在是创新过度了，而没有监管，现在不能因为这个东西因噎废食，要从法制上研究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我们有很多法律规定，但是很多都没有执行，有法不依，违法滥究，我们一定要加强法制建设，真正依法。还有现在银行发展很好，自主决策、自担风险，但是实际上，并不能完全自主。还有银行不能搞混业经营，中国原来银行是综合经营，后来因为出现几个问题了，就不能搞了。
第三，就是人才，重视人才，留住人才。风险管理没有人才不行，这个里面就涉及到重视人才、培养人才的问题。我一直呼吁将来省、市、县，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应该配备熟悉金融的副省长、副市长、副县长，我们讲要懂工业的、要懂农业的、要懂卫生的，这些也需要，但是熟悉金融的也需要。现在安徽17个市都配备了这样的副市长，现在的人才很多，一行三会，这么多银行、证券公司，派一个人去当副县长，不然他不懂什么是虚拟经济，什么是资本运作。
党均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这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是对国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制、机制以及风险管理有效性的一次实践检验。从这次检验过程中给我们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实务人员带来了许多思考。我认为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有这么几条。
第一，投资者过度的收益追求，经营者的错位激励行为短期化，打破了收益与风险的均衡，使风险管理目标偏移，政策偏向风险，战略偏颇。第二，由于经营者、决策者风险偏好的调整，过度提高风险容忍度，放松了信贷和投资的条件，商业银行投机行为严重，大大偏离了监管部门要求的审慎经营原则。第三，复杂的不透明的创新产品，加上对计量技术的波动屏蔽了产品基本风险信息，使商业银行无法做到尽职调查和审查，特别是一些交叉性的产品，比如CDS这类组合产品。第四，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不严密，风险政策执行不到位，信息反馈、沟通渠道不畅，使风险防控措施得不到有效贯彻。第五，风险管理部门的独立性不够，风险政策对经营行为约束力不强。在这次危机中间，我们顶礼膜拜的西方风险管理者不是说没有做工作，而是在行为短期化利益驱使下，风险部门的声音已经被视为噪音，没有被重视。
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内商业银行是没有风险这个概念的，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随着国内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开始以后，慢慢才有了风险管理实践和思想，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实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考核以后，监管部门由合规监管转向风险监管，加大了对商业银行监管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各家商业银行才开始了自己的风险管理工作。结合这次危机思考，我们国内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上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为此，我有这样几条建议：
第一，国内商业银行应该进一步的树立资本意识。大家知道以前我国没有资本这个概念，特别是监管部门在做资本监管之前，我们是没有资本意识。因此，在经营发展中，首先应该依据资本的情况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其次，应该根据资本实力来确定风险战略和风险目标。再次，增强风险战略和经营战略的一致性和协调性，经营战略和风险战略如果相脱节，对于一家银行防范风险是不利的。最后，根据资本的能力状况，确定合理风险容忍度，风险容忍度确定不好，容易使商业银行经营者发生在经营中的投机行为。
第二，建议各家银行进一步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一是要认识银行经营管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银行是经营风险的企业，特别是在业务越来越复杂，市场越来越多元化的情况下，风险管理能力应该是一家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二是重视交叉产品的交叉风险管理，从这次危机中看到许多交叉产品交叉风险管理职责不明晰，管理职责缺位，风险管理单一化，比如许多投资产品、证券化产品，我们只从市场风险角度考虑，对信用风险忽略了。三是树立全机构、全业务、全过程和全人员的风险管理共同职责的意识。
第三，建议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在决策层和高管层建立自己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在各级机构应该建立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在各级机构的业务部门建立风险窗口。
第四，强化董事会在风险管理上的责任。董事会作为一家银行的决策机构，他是经营战略、风险战略的制定者，他的偏好、他的决策导向影响着战略决策和风险决策。
第五，应该强化高管层风险管理委员会在业务决策上的话语权。
第六，建议不明晰风险管理职责和任务，确立风险管理部门权威，增强风险部门独立性，制定规范、清晰的风险管理流程。
第七，进一步改进风险管理方法和技术。
四、保险业加强风险管理有自身的特点
吴小平（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中国的保险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有什么经验教训，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应该怎么吸取经验教训是很重要的。保险行业在这次金融风险当中受到了重创，世界上最大的上市保险公司美国AIG，美国政府为了本国金融体系花了1800亿美元救他，用他支撑金融体系，如果他卖出去了、破产了，美国、欧洲不知道多少家银行和证券公司倒闭，全世界末日就到了。怎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呢？我对于AIG很熟悉，去过多次，这个公司是发展非常快，他的起家是在上海1919年，然后搬到美国，他的海外业务，特别是亚洲业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超过美国本土业务。但是最大的特点是他敢冒高风险，人家保险公司不敢干的，他敢干，而且他的确成功了。AIG在美国证券市场上市以后要求利润回报每年必须高于15%，而且的确做到，上市的时候市值十亿美元，后来是几千亿。所以，这么高的回报，他必须冒非常大的风险。
第一，保险的风险在什么地方？保险风险主要是在资金应用，在投资上，这是出大风险的地方。传统的保险，人寿保险、财产保险会出问题，但不是灾难性的，投资如果出问题，是有大风险的。保险的资金如大河、小河、小沟汇聚在水库里面，水库的堤坝倒了，你千千万万的保险人，尤其是长期的人寿保险、养老保险、年金保险，那些人几十年付的钱就没有了。这也是美国政府为什么用那么多钱救AIG，而不救雷曼兄弟的原因。
第二，保险跟证券公司不一样，保险基金管理公司不愁钱的来源，他用的是保险尤其是人寿保险资金，但是这些钱的性质不一样，人寿保险资金自动流到保险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他投资的时候资金的性质整个原则上是安全、流动、收益，大家都是说安全第一，但实际上我知道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都是把收益放在第一。收益不但可以发展新业务，而且对自己的利益和奖金都有关系，风险管理变成了虚的东西，不出事都是好的，出了事就找外界原因，流动性就看你量大。所以，我觉得保险从监管部门都应该非常明确把安全放在第一，流动第二，收益第三。如果把这个次序变动了，这个风险随时可能会爆发。
第三，防范风险，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就是前面几个专家说的，防止投到那些金融衍生产品上，这次金融危机中出问题就是出在这个上面。所以，保险资金，尤其是寿险资金，对金融衍生产品要特别注意。比如美国AIG，他做CDS的时候，过去赌赢了好多次，但是这次输了，就垮了。另外，大家觉得中国发展很快，有实力了，按照国际上的说法是扩大自己业务，应该通过海外资本市场运作收购，这是一个流行的说法，但是从平安的案例来看，我不反对海外收购，但是要非常谨慎。因为国内公司对真正的资本主义了解的并不透。第二，即使收购成功，由于文化和西方国家差异太大，也会很困难。
最后，保险公司在整个经营管理上，要把风险管理放在第一位，但是风险管理平时一些规定做法看起来很虚，你也不能说一个金融不要发展速度、不要市场规模、不要利润，这个不现实。我的想法是你的发展速度和市场规模和利润一定要建立在非常完美的非常严格的风险管理基础上，这样可能会比较好。否则你单纯讲发展速度，单纯讲利润，这种理论是建立在高风险基础上，对企业经营非常危险。
罗忠敏（中国保险学会会长）：在中国金融体系里，保险业是一个相对幼稚、弱小的行业。就从今天风险管理论坛来看，风险管理问题的研究大家还是集中在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银行问题、证券问题上。当前对于发展和成长中的我国保险业来讲，到底怎样看待其风险，因为保险业本身是提供经济保障，他本身是为社会风险管理当好顾问的，这是它的基本特点，但是本身的风险是什么，都在哪里，对于保险业本身存在的风险怎样识别、管控，对于保险业风险的综合评价体系到底怎样形成和看待。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我们都在学习、研究和探索过程当中。
现在中国保险业到底存不存在风险，主要的风险都集中在哪些主要方面或关键点上，对于这些风险应该怎样进行管控。特别是现在金融一体化，混业经营逐步成为一种趋势的背景下，比如现在保险集团公司混业经营大量出现，在银保合作当中，风险到底怎么识别与管控；比如当前保险业提出来的回归本业的问题；比如保险业的结构调整问题。目前保险业的监管，监管部门是以偿付能力为核心进行的，除了这个核心以外的其他方面怎样进行管控？在提倡和探索过程中，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还没有刚性化，没有形成硬性的东西，而且往往是强调中国一些具体国情和一些具体问题。因此，在研究金融风险防范和管控中，应该加大对保险业风险识别和管控的关注，帮助解决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通过PRMIA中国认证中心对风险管理师进行培训和认证，也是很好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