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6日，第九届北大赛瑟论坛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孙祁祥在会议上指出，保险企业对自己的定位要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保险行业专业化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很多公司喜欢搞多元化，但是如果连走都没有走得太好，一下铺那么大摊子跑是很困难的，所以做好专业化是第一步。

以下是全文实录：

孙祁祥：刚才听了陈文辉主席和胡晓义部长的主旨演讲，很有感触，很受启发。他们一个讲了要载入史册的问题，一个讲了一个具有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的问题，的确这两个问题对于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的发展，乃至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刚才胡部长讲到的老龄化问题我特别有感触，前一段我正好参加泰康公司组织的一个养老和财富管理的论坛的时候，我当时在论坛上提了一个观点，我说在贫困中死去是一种痛苦，在孤独中老去是一种悲哀，从鼓励富人捐款的角度提出的，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其实我们在现实中可以看到，人活着钱没了这种情况，人们对长寿的恐惧已经大大超过对夭折的恐惧了，这是一种情形。

另外一种情形我们看到的，就是有钱，有很多老年人不是缺钱，但他们活得非常不幸福，他们孤独、寂寞甚至恐惧。所以我为什么说在孤独中老去是一种悲哀呢，当然在贫困中死去是一种痛苦，所以我们需要两方面，既需要物质的财富，也需要精神方面的一个慰籍。刚才胡部长讲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我自己有个高龄的父亲，在现代社会老龄不仅是个世界性的挑战、世界性的难题，在中国更为严峻，不仅仅是表现在他的庞大老龄化人口规模，而且表现在它很高的增长率。

同时我最近自己写一个小文，据我的观察，中国人的心态老龄化，这是我自己杜撰的一个词，它不是指的未老先衰的现象，而是指人们到了公认的比如60岁是一个老龄年龄的槛以后，他对于自己老了那种心理暗示和心理强化这样一种现象。我老了不中用了，我老了别折腾了，我老了还干什么呢，据我的观察，中国人的心理老龄化至少比西方发达国家要来得高得多。我认识很多西方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别说60岁、70岁，就80岁、90岁，他们很少说我老了，我做不了了，我不可能，我体力不支了等等这些话放在嘴边上。这样一种心态的老龄化，实际上会加剧自然年龄的老化，会放大老龄人所固有的一些缺陷，也会对我们现在老龄社会所产生的很多问题进一步去强化了，这是题外话。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保险业转型的一个思考，刚刚两位都从各自监管的角度，对于我们整个保险业或者我们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阐释。对于保险业来说，我们也可以对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做一个简单的阐释和提炼。我们应当转到什么样的状态上去，我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一些自己的想法。

如果要对过去三十年的发展脉络做一个提炼和总结的话，应当是，我们的产业从小到大；我们的公司从少到多；我们的产品从简到繁；我们的经营从粗到细；我们的监管从虚到实，这是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如果用这五个指标来提炼，我想应该是这样一个状况。我们显然不能满足长久停留在这个现状，我们要发挥保险业的作用，我们一定要转型。我们要转到哪去？我们的产业一定要从大到强，我们的公司一定要从多到优，我们的产品要从繁到好，我们的经营一定要从细到精，我们的监管一定要从实到准。监管做什么，刚刚陈文辉主席提到偿付能力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一个准的问题。国际经验也告诉我们，从前一个阶段，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简到繁，从虚到实它容易，这个跨越相对来说，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相对容易。但第二个跨越相对来说非常难，但是我们又必须要跨到那一步去。可是从我们现在市场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我们竞争，创新能力不足，我们的销售误导等等，我们公司的竞争这样一种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大家一直在分析这个问题，都提出是我们的增长方式的问题。刚刚两位也提到了增长方式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不是说这个问题大家没有意识到，大家都意识到了。从我们的监管部门，从公司到学界大家都在谈这个问题。刚刚讲到歧山总理视察也谈到这个问题，不是说最高领导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也不是说我们基层的公司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年年讲，月月讲，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存在即合理，存在有它的客观必然性。到底是什么客观必然性决定了我们增长不合理的方式在保险业长期存在？这个恐怕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否则我们转的重要性谈再多，也很难转。

前段时间我研究以后，我感觉是不是有这五个方面的一个客观的或者主观的一些原因。第一个就是经营规律使然。保险公司内在有一个冲动，我应该把规模做上去，我把标的做多，我对未来风险控制能力就大。

第二是供求规律使然。中央提出来我们要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内核就是自保障，当逐渐脱离了计划经济庇护的企业、家庭和个人，在没有了从"摇篮"到"墓地"的全程保护以后，必然要找到一种新的保障方式，而我们保险业又非常弱小，社会对你的要求与你自身的弱小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所以我们保险业有一种强烈的社会使命感，有一种责任感，要去迅速做大，迅速规模做起来，提供更多的产品，来迅速收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差距。

第三是竞争规律使然。同样我们在开始发展保险业的时候，我们就面临着全球化，这个跟欧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一样。他们在发展他们保险业的时候，没有全球化的问题，所以他可以关起门来慢慢地发展。虽然他们内部的竞争也非常惨烈，但是他毕竟不会像中国在80年代初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从国外从欧美这些发达市场进来的航空母舰型的大公司，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家去抗衡。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扩张冲动，希望去迅速地做大，去跟国外一些公司抗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一种民族的精神，我不能让外国公司给打垮了，这个冲动来自于我们当时所处的一个非常客观的，我们大家看得到的惨烈竞争的环境。

第四是激励机制使然。我们刚开始发展保险业，对于保费要求非常高，你要开展分支机构，必须要达到我的门槛，你才能去开分支机构。加上我们监管机构和保险法规这样一些具体条款的规定，使得各公司必须围绕着保费这样一个指挥棒来转，这就不难解释以市场份额论成败、以保费论英雄的现象。

第五路径依赖使然。保险业是整个中国经济的组成部分，整个中国经济就是一个外向型的，就是一个粗放型的，作为其中一个部门它不可能独善其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这样一种追求数量，去追求外延式的发展就有他一定可解释的客观必然性了。在发展过去三十多年的过程中，保险的规模很小，保险的密度、深度都很低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和我刚刚上面讲到的这五个客观的因素，导致整个行业出现数量扩张型的发展模式。

大家同时可以看到，但是经过三十多年发展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由"大数定律"所导致的保险公司所具有的内在的扩张冲动是行业与生俱来的因素，不可能消失；而由中国整体经济增长方式的外在影响所导致的扩张冲动，对保险行业的发展仍具有较强的影响作用；但由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保险这个弱小产业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扩张冲动，和由国际环境所导致的扩张冲动已经大为减弱；经过保险法规的不断修订及监管理念的不断调整，由评价指标体系所导致的扩张冲动也在降低。这说明，保险业的发展基础和增长动力已经发生了变化。

保险业对国民经济的作用，它本身行业发展的状况大家也看到了，已经大大缓解了当初在发展之初由这几个规律所导致的扩张冲突。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保险业发展的动力和增长的基础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再看我们的国际的或者国内的形势，行业到现在为止，从2008年以来，保险资产每年增长过万亿，30年来我们保费的增长率25%，我们在世界的排名，中国的保险业在80年代初是全球40名，到2000年上升到16，到现在上升到第6，三十年我们的位序变了30多位，这些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行业快速增长的能力。同时从国内我们经济的环境来看，我们现在人口全球第一，经济总量第二，我们现在推出了许多战略新兴型行业，我们老百姓人均收入在不断提高，还有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持续，这个也给保险业提供了很强有力的发展基础。从所有条件可以看出来，保险业转型应当说具有一个客观的必然性，也就是说从我前面讲到的五个状况转到后五个状况，这样一个转变具有客观必然性。

但是这种转变也不是说完全自然而然的就能达到，它一定要有全行业对一些问题的共识，包括监管部门，包括公司我们的市场，包括学界。我认为从现在来说，至少有四个方面行业要达成共识。第一就是保险业的定位，定位我们讲了三十多年了，是不是定位就很清楚了，不一定。我们自身的做法，让外界对我们定位的质疑和怀疑，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讨论的必要的。我觉得定位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讲，第一个层次宏观，我前几年讲过一个观点，我曾经在保险业三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我也讲过这个观点，保险制度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完善的保险制度就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这样一个观点。后来我还专门组织一个课题组又把这个观点进行了细化、深入、完善，引起了迎接非常强烈的共鸣，对这个观点的认同。

第二从中观的角度来说，我们对自己的定位，我们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重要的手段，我们要提升郑博士几年前来提出的风险管理的话语权。我们保险要提升我们自己的风险管理的话语权，而不是去跟银行、证券、基金等等去争夺金融话语权，我们对自己的定位要准确。

第三从微观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保险行业专业化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很多公司喜欢搞多元化，其实我一直觉得你连走都没有走得太好，一下铺那么大摊子跑是很困难的，所以做好专业化是第一步。这是我讲我们保险企业对自己的定位要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

第二个对创新我们要有共识。创新当然包括很多方面，大家都在谈，比如说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风险管理模式等等的创新，我觉得对于我们当下来说，很重要的是产品创新和风险管理模式的创新。产品创新这个问题说起来很简单好象，各公司都要搞新的产品出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对保险业来说，这个产品创新它的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摆在我们面前。这个挑战体现在哪呢？我原来也提过一个观点，一定基于可保风险基础上的创新。你怎么去恒定可保风险的内涵和外延，我们为什么说面对着一个很大的挑战呢？就是从定性的角度来说，创新它面临着消费者对于风险保障的全方位的要求，和供给者他必须有选择性地承保原则。大家对保险公司有质疑，到底哪些是保险公司能做的，到底哪些是不能做的，这些你必须要搞清楚，这是我们讲的定性。

我们讲定量它也面临一个矛盾，就是新产品开发的迫切性，我们需要开发新产品，但是新产品必须要对风险的性质，对定价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把握。定价要基于一个数据，数据的滞后性就跟新产品创新的迫切性又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矛盾，这是我讲创新我们需要去把握的一些问题。很难说各个部门我们的监管者或者我们学者对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去研究这个可保风险，怎么去确定它的内涵和外延，也有很多工作去做。

风险管理模式，保险公司当然是购买风险，从哪购买，从消费者那儿购买。原来的模式是购买已经有人总结过，购买和保留这是我们风险管理的一个模式。现在应该是购买、保留、出售，有些风险要出售，未来的模式，有人也总结过了，应当是购买、保留、出售和交易。如何去交易这些风险，购买哪些风险，转移哪些风险，出售哪些风险，这恐怕也是要我们行业认真去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创新这方面我们要有很多的工作去做。

第三就是竞争，这个我们也要达成一个共识。当然我们市场从来不缺竞争，中国的保险市场，而且我们可以用保险市场竞争非常惨烈这个词来形容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来保险业发展的一个状况，价格竞争。

我前段时间读过一本书叫做《重新定位》，里面谈到公司，就是整个国际社会在21世纪的三个主题词，三个特征，用英文的三个字母来表示，就是竞争、变化和危机。change, competition，and crisis。很有意思的是，我在90年代中期在美国访学的时候，我到一些公司去考察，他们很多高管给我推荐这本书《公司再造》。该书出版于1993年，曾连续八周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美最畅销书籍。作者是Mike Hammer，他当时就是在基于20世纪企业经营环境发生变化的基础，对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提出了挑战。

当时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人们对20世纪的一个归纳也可以用三个C来代表，即消费者主权、竞争、变化。可见，变化和竞争者这两个主题词贯穿了200年的历史。两个世纪200年，共同有六个主题词，只有一个是替换的，发生了变化的就是21世纪的"危机"一词替代了"消费者主权"一词。中国目前的保险企业不缺竞争，所以，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不是要不要竞争的问题，而是需要什么样的竞争。中国市场竞争的层次、竞争的手段，竞争的能力相对来说都还是很欠缺的，所以我也特别推崇日本一个管理学家叫滕本隆宏，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能力构筑的竞争》，用滕本隆宏的话来说，要提高"深层竞争力"。中国就缺乏深层竞争力，这是我们要达成共识，要提升竞争力。

第四就是监管，刚才陈文辉主席提到偿付能力，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对公司来说，包括我前面讲到的定位，就是你不是说你希望承担多大规模的风险，对于保险公司这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不是你希望承担多大规模的风险，不能像计划经济时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是，是你有多大的风险承担能力，这个是由他的资本决定的，我觉得这是偿付能力最核心的地方，这个也能回应我刚才讲到的企业微观层面的一个定位，我们做企业的，我们做保险企业的，我们一定要以自身的稳健来提升我们自己的能力，对整个国民经济提供这样一个制度保障。

所以监管我觉得我们要与时俱进，但是也要抓住特别根本的东西，比如偿付能力监管，监管还要做到我们一直都在讨论的，一直都在研究的，你如何去做好你自己的定位，监管者，如何你伸出你的扶持之手去扶持企业的发展，去提供一个合理竞争、规范竞争的环境，去保护产权公正。监管者一定要强化扶持之手，防止滥用干预之手，斩断掠夺之手，你只有这样的话，企业才能干好自己的事，政府干好自己的事，整个市场就能达到一个良性循环的局面。

今天我就利用这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对中国保险业发展转型问题的一些思考，我也非常感谢上面两位主席、部长从他们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些观点，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研究的数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