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数据时代汹涌而来之际，特别是在‘数字人生’和‘数字医疗’的大背景下，健康险和寿险经营的基础环境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面临着历史性的挑战，保险需要重新思考‘存在’问题，本质上讲是思考保险在科技创新时代下的存在逻辑和形式。”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王和在接受《中国保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记者：您在新书《大数据时代保险变革研究》中，提到在大数据时代，健康保险的经营模式和发展方式将面临根本性的挑战，并引发根本性变革。您是如何看待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王和：当“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这些词汇接踵而至，让人目不暇接时，作为保险从业者，除了感到新鲜之外，更多的是感觉有点茫然和困惑。茫然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技术究竟意味着什么；困惑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

从相对静态的角度看，“数字人生”意味着“人”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所有特征将被充分地数字化，特别是各种穿戴式的生命体征记录设备的广泛应用，将形成一个多维、动态和持续的记录体系，其结果是对于寿命和健康的描述和预期更加清晰和明确。从相对动态的角度看，“数字医疗”是将医疗信息数据化和智能化，特别是对基因信息和影像信息的数字利用，意味着作为寿命和健康的基础环境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判断、控制和改善等方面均可能发生质的变化。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生命是已知的，如果健康是可控的，人寿保险，特别是健康保险还保什么？

我认为：未来技术创新的“翻天覆地”是势不可挡，不仅是大数据、互联网，还有基因工程等，都将从根本上改变保险经营的基础，如风险的基础环境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再如保险赖以生存的大数法则和精算技术将面临挑战，那么，未来的保险将如何存在？这就需要我们回到根本，去看看保险存在的原始诉求是什么？就健康保险而言，其根本诉求应当是如何更好地提高生命和生活质量，提高社会医疗和卫生管理绩效，其次，才是保险补偿。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再思考和回答健康保险能够和应该做什么。

记者：提到健康保险就会涉及医疗问题，就会提到“看病难”和“看病贵”。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和：“看病难”和“看病贵”只是表象，深层次的原因是社会卫生和医疗管理的绩效问题。这两大难题背后是医疗体制改革的三大瓶颈问题。

一是专业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使得医疗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难以保证，过渡医疗问题严重。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也使得药品生产与流通成为暴利行业，并成为“看病贵”的主要推手。

二是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医疗资源效率的突出问题是时间效率。具体表现为社会时间效率低下，人们为了几分钟的看病时间，往往要花费半天、一天，甚至是几天的时间，造成巨大的社会成本负担。

三是治疗方案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治疗方案相对粗糙，与病人及其疾病的个性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也造成卫生绩效的隐性低下。

就健康保险而言，“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既是面临的挑战，同时，更是发展的机遇。保险业能否和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发挥自身的独特作用，为政府和社会分担，挑战着保险行业的大局意识和创新能力。

记者：既然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那么应该如何破解这些难题？

王和：在提高国家卫生管理绩效的问题上，许多国家都是从体制机制改革入手，希望通过医疗制度改革破解难题，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效果仍是差强人意。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也非常难，所以，有人将其称为世界性难题。

但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了我们解决这个难题以全新的视角和可能性，因为，卫生和医疗绩效的核心是信息不对称，互联网和大数据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物联网则可以为更加高效和便捷的医疗服务提供实现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以“数字人生”和“数字医疗”为代表的卫生、医疗和健康管理的技术和管理变革时代，将给健康保险的发展营造了巨大的空间。保险业应通过健康保险这一平台，集合并成为广大被保险人的“利益代理人”，利用大数据、物联网、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推动我国卫生和医疗体制改革，同时，利用这些技术，探索全新的保险商业和服务模式。

记者：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保险公司要做哪些准备？

王和：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解决观念问题。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推动这个时代进步的核心力量是基于新技术创新应用的模式创新。我们不少人对新技术和新领域知之甚少，甚至持一种“不屑”的态度。对于新技术，我们要始终保持着一颗好奇心，这是前提和关键。其次，在“数字人生”和“数字医疗”的背景下，数字将成为社会的重要资源，与此同时，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企业不可能“拥有”所有数据，因此，数据管理将面临“不求所有，但知所在”，了解相关数据的存在情况并能够获取是关键能力。同时，解构和重构数据将成为保险公司创新的核心能力。第三，保险公司需要建立跨学科的“科学团队”跟踪和研究新技术和新领域，尤其是捕捉前沿领域的技术，并根据业务发展和提高效率的需要，构建全新的商业模式，如基因工程领域的发展就是保险需要特别关注的新领域。 

记者：基因工程对寿险和健康险影响很大，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王和：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普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自己的基因密码地图，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人类健康管理水平的提升，但同时，对寿险和健康险也会提出巨大的挑战。美国曾经有一项调查表明，当人们通过基因测序技术了解自己的情况后，其改变长期医疗保险计划的可能性是原来的6倍。同时，2008年美国通过了《反基因歧视法》，对保险公司利用基因技术进行了限制。目前，我国基因测序产业的发展也呈现如火如荼的态势，普及和广泛应用是必然趋势，对此，我国寿险和健康险行业应高度关注并及早应对。

记者：物联网如何与医疗和健康管理结合从而创新呢？

王和：物联网是破解我国医疗效率困境的一道“曙光”。物联网是将“物”联系在一起的网络，基于互联网等信息载体，让普通物品实现互联互通。在健康和医疗管理方面，就是通过各种感应终端的使用，如智能手环、手表、眼镜，未来还有各种感应内衣、植入芯片和胶囊型设备，加上家庭型的血压计、血糖仪等设备，全方位地采集人体生命特征的各种信息，并通过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将这些信息联系并集中到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开展健康管理和医疗服务。此外，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将各种医疗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形成全新的电子诊断模式，能够大幅度提供卫生和医疗效率。研究表明，美国和加拿大的医生每年大约进行6亿次诊断，其中 50%都可以利用电子诊断解决。2014年，实际电子诊断次数达到约7500万次，占到潜在电子诊断市场的25%。发达国家电子诊断的市场潜力估计在 500到600亿美元之间。目前，我国的医疗互联网企业，如丁香园、春雨医生、好大夫等，也在利用APP等手段，开展类似的尝试，并被社会逐步认可和接受。同时，硬件设备企业也在利用前端设备，将业务领域延伸到健康管理领域，如Fitbit、Jawbone、Nike和小米手环等。预计到2017年底，中国移动医疗市场规模将达到125亿元。

记者：您认为依托物联网技术，保险业的健康管理具体可以如何进行？

王和：从根本上讲，客户的根本诉求并不是要得到保险赔偿，保险公司应当在客户健康管理方面下功夫，让客户真实地感受到保险公司提供的不仅仅是保障承诺，更重要的是基于专业管理的个性化健康状态维护。为此，可以有三种解决方案，一是家庭解决方案；二是社区解决方案；三是医院，包括养老院和康复中心等的解决方案。

保险公司可以利用健康物联网技术，在前端帮助客户建立“虚拟和自助的检查和诊断中心”，利用穿戴设备、高清摄像头、体重计、血糖仪等终端，实现对气色、体重、心律等主要健康指标的监测，重点解决“望闻切问”的问题。同时，建立“健康管理的共享服务中心”，导入健康指标动态评价和监管体系，根据被保险人的健康指标监控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运动、康复和治疗方案，确保被保险人体质和健康水平的不断提升。

保险行业应当充分利用社区这一平台，通过构建基于物联网的“社区医疗和健康服务中心”，可以实现对社区成员医疗和健康服务的三大功能：一是提供电子健康档案服务，通过建立实时监控系统，能够动态评价社区成员的健康状况，提出医疗和健康管理建议；二是提供前端检查和远程诊疗服务，为社区成员提供各类专业的检查，并与医院远程诊疗中心对接，为社区成员提供远程专家会诊服务。三是提供对慢性病以及各类特殊需求社区成员的动态监控、健康管理和紧急救助。

记者：面向大数据时代，保险，尤其是健康保险应当如何应对？ 

王和：我在《大数据时代保险变革研究》一书中就这个话题专门写了一章，即“健康保险模式变革研究”。我认为：在以互联网和大数据为代表的科技时代，健康保险经营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继而对经营和管理的许多环节也将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我们不能就事论事地讨论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回到“根本”，去思考健康保险的“存在”问题，而这种“存在”的基本形式应当是基于新技术的健康管理服务新模式。我们在以往的经营中，也讲“健康管理”，但那更多的是一种浅层次的，未来行业需要进入健康管理的2.0时代，其特点是不仅与健康保险有机结合，更要与技术和制度创新有机结合，形成一种专业化、系统化和良好客户体验的健康管理，其核心价值是基于持续观察的健康管理和基于专业的个性化服务。 

《黄帝内经》中有句话：“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对于保险业而言，从业务发展的角度看，需要将“治未病”作为经营的重点，为客户提供高水平的健康管理服务。从自身经营的角度看，应当思考行业发展的“治未病”问题，未雨绸缪，及早行动，探索新模式，迎接新挑战，打造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