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e租宝”和“中晋资产”等P2P平台的问题爆发，到不久前美国P2P明星企业Lending Club的“陨落”。金融风险，尤其是互联网金融风险，再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但在社会对金融风险的关注中，也存在一些有失偏颇的认识，既有“谈虎色变”，也有“似是而非”，更有“因噎废食”，这些观点不仅于事无补，还可能混淆视听。毋庸置疑，现代社会需要进一步强化金融风险监管，但作为前提，需要对现代金融风险以及治理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

现代金融的本质是价值流通，流通是以市场交易的方式出现，同时，是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完成。这种交易通常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既体现在“对象”和“金额”层面，也体现在“期限”和“类型”层面，因此，“不完全匹配”是一种常态。这种跨越，既是金融存在的价值，也是其风险属性的基因性根源。所以，风险与收益是金融的基本特征，即通过吸纳风险，为双方提供一种相对可靠的价值交易，同时，获得一种基于提供服务和风险承担的对价，就是金融存在和经营的基本逻辑。

金融的风险经营特征在保险领域表现的最为典型和突出。保险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安排，通过建立一套风险定价机制，为社会提供一种风险融资服务，解决个体与群体之间的风险互助和互换，是一种典型的风险与收益的交易机制。同时，正是由于保险制度的存在，承接了大量各类风险，才能够有社会的更加安宁和谐，人们才能够安居乐业。由此可见，风险是现代金融的存在前提，也是存在的价值，因此，它们不应当，也不可能被“消灭”，否则，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会大打折扣。保险更是这样，因为，没有风险，就没有保险。认识现代金融的“风险本性”的目的，既不是“听之任之”，也不是“望而却步”，而是更加全面和科学地认识、利用和管理，为此，既需要正本清源，更需要标本兼治。

从“正本清源”的视角看，首先，要认识到风险对于现代金融是“与生俱来”的，没有风险，就没有金融。其次，要认识到金融的风险与收益是“一体两面”，应当是对称和对价的，是合理匹配的。第三，要认识到“错配”固然是金融经营的重要手段，但“错配”也有其内在逻辑和刚性约束的，既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忘乎所以”。第四，要认识到金融的风险承担与能力应当是匹配的，这种匹配，不仅体现在金额，也体现在期间；不仅体现在个案，更体现在积累，因此，偿付能力是金融体系安全的关键。第五，风险更多的是一种“信息不对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风险管理的本质是信息管理，是信息披露治理。尽管“信息不对称”是金融存在的前提，但这种逻辑仅仅是就个案而言，就金融机构和体系而言，“信息透明”既是责任，更是义务。第六，从金融实践看，强化风险管控，制度、技术和管理固然重要，但最大的风险是“人心”，是“贪婪”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因此，应当将“人”作为风险管理的重点和关键。

从“标本兼治”的视角看，首先，在金融危机频发的大背景下，国际金融监管出现了更加“审慎监管”的趋势，希望通过一种高压态势，以控制风险，但这些举措，大多属于“治标”之策。其次，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制度“严丝合缝”，就没有了“套利空间”，也就没有了创新的激励，更重要的是管死了，经济就难以发展，可能引发的不仅是金融风险，更有社会风险。第三，在“审慎监管”的潮流下，金融机构势必将不断增加的“合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和社会，不仅抬高了融资成本，还会导致融资难，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第四，金融安全重要，但金融效率同样重要。如果金融效率低下，势必制约，甚至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现代社会管理而言，“不发展”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同时，许多风险是需要通过发展去消化和解决的。第五，金融风险不是孤立存在的，系统性是重要特征，而“人”往往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既要通过制度和技术发现风险，更要通过教育和引导防止风险。第六，审慎监管固然重要，但制度的科学、合理和有效更重要。解决之道在于处理好前端与后端、外部与内部、处罚与教育的关系，只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从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够进一步提高监管的社会效率。

保险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其风险属性是显著的，而且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长期性，因此，更需要高度关注并强化治理。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在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坚持创造性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行业风险治理体系，一方面针对我国保险仍处于初级阶段的特点，强调通过“放开前端”，注入活力，在促进行业更快发展的同时，为社会风险保障和经济发展发挥了更好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针对保险的风险特征，通过不断完善监管制度，提升监管能力，确保“管住后端”，确保不发生地区性和系统性风险。为此，构建了以公司内控为基础，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以现场检查为重要手段，以资金运用监管为重要环节，以保险保障基金为屏障的五道防线。五道防线形成了一个有效监管的“闭环体系”，确保对风险的系统治理和有效管控。与此同时，在“闭环体系”中，各道“防线”不仅各负其责，更在其内部形成一个“内循环体系”。“大小体系”，相互呼应，相互支撑，协同作用，齐抓共管，起到很好的协同效应，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制度科学固然重要，但制度实施效果更重要。从西方金融监管实践看，制度和体系不可谓不科学和完善，但最终还是出现了系统性危机，究其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监管理念的偏离，西方的监管理念是关注制度设计，强化刚性约束，更多的是扮演“旁观”和“裁判”角色，而对于结果则是“任其自然”并善后，这一方面是由其监管文化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其市场环境导致的。事实证明，这种相对狭隘和机械的“小责任”监管理念是值得反思和商榷的，因为，这种监管理念容易陷入“一厢情愿”的误区，结果经常是“事与愿违”，最终的“责任”是小不了的。我国保险监管是在认真总结西方监管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立足行业仍处于“初级阶段”的判断，清晰、明确并强化社会管理的根本宗旨和基本诉求，将“求真务实”作为思想指导和评判标准，树立“大责任”监管理念，即不仅要对企业和行业监管，更要对消费者和社会负责；不仅是要关注“结果”，也要关注“过程”；不仅要“治标”，还要“治本”，将行业风险管控做实。我国保险监管的实践证明，“标本兼治”是解决之道，因为，“标”是表象，通过“治标”，能够发现问题，能够形成一定的约束，特别是形成资本的约束，为“治本”提供环境和条件。但“本”是根本，是“内因”，是决定因素。从根本上讲，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本”的问题不解决，再多再强的“治标”之策，也可能流于形式并于事无补，更可能让监管陷入“猫鼠游戏”。因此，我国的保险监管强调“内外兼修”和“里应外合”，同时，注重强基固本，引导自觉自律。

例如，我国保险偿付能力管理就摒弃了西方的相对简单和线性思维模式，构建了一个更加立体的“持续改善”动力系统和监管模式，即建立了一套科学的“相关指标”体系，确保指标与公司和行业的风险具有高相关性，通过对指标的观察与评价，折射与反映公司的经营管理与风险暴露水平，并将这些指标体系与资本要求进行刚性关联，同时，建立相应的披露机制，继而形成一种改进风险管理的“倒逼”机制，推动行业持续改进风险管理，提升经营管理水平。这种监管模式的核心理念是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圣外王”逻辑，即通过各种技术和制度安排，教化并推动行业完成“内圣”之旅，而“内圣”实现了，“外王”也就“水到渠成”，这也是社会管理，包括金融监管的智慧和大道所在。

再如，作为我国金融行业最早建立的行业风险救济制度，“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既立足“兜底”，又不是简单和消极地“兜底”，而是积极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保险行业保障体系”。作为典型的“后端”防线，“中国保险保障基金”的核心功能是行业的“风险监测与处置”。截至2015 年底，我国保险保障基金的余额已达704.48 亿元，初步建立了“市场风险回归市场消化”机制，如果加上基金的制度放大效应，我们有理由相信：保险保障基金有足够的能力承担起“防范和化解行业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的角色。从这个角度看，保险，可以说是我国金融领域最安全的行业。尽管如此，我国保险保障基金并没有固守“兜底”角色和静态思维，而是秉持“为保险监管服务、为行业健康发展服务、为保险消费者服务”的管理理念，本着“风险管控从源头抓起”的逻辑思路，按照“标本兼治”的原则和方法，确立了做优基金管理平台、做实风险监测平台、做精风险处置平台、开拓延伸服务功能的“四位一体”发展战略。同时，追根溯源，将风险管理贯穿始终，标本兼治，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不仅关注各项指标，更关注指标的环境因素，关注指标间的相互影响，确保各项工作的相互衔接，有效呼应，形成合力，强化效果。此外，要认识“救”固然重要，但“退”也很重要，因此，建立和健全保险机构的退出机制，同时，明确退出机制的建立不仅是为了“退”，更是为了“不退”。

首先，从基础制度层面导入“风险要素”，将保险公司缴费水平与公司风险程度直接挂钩，实行“基准费率+风险费率”的差别费率制，一方面通过差异化的费率，发挥制度的激励与惩戒作用，用经济手段管理行业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差别费率，起到风险信息披露的作用，形成一种有效的市场约束机制。

其次，从解决信息不对称入手，建立一套科学的风险监测和预警指标体系，通过持续监测、评估和预警行业风险，为监管部门提供决策参考，起到行业风险“识别器”和“预警器”的作用。同时，针对保险行业风险日趋复杂的特点，建立并完善“风险监测专家委员会”机制，充分发挥专家咨询作用，实现专业化的风险管理，努力使风险监测工作更加贴近市场，质量不断提高，并探索建立“保险公司风险评级体系”，进一步做实风险监测平台。

第三，强化“早期纠正”，包括早期识别和及时干预，通过实施一系列审慎措施，提前识别问题保险公司及其风险，及时遏制风险的扩散和升级，力求在防范和化解风险工作中占据主动，从而提高保障基金使用效率和安全性，更好地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同时，保险保障基金每年发布《中国保险业风险评估报告》，为系统性关注和研究行业风险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保障。

第四，强化并提升行业风险监测和风险处置能力。将“管理救助”和“财务救助”有机结合，不断丰富风险处置工具。进一步细化保险保障救济范围和标准、探索更加多元化的风险救助方式、创新市场化的风险处置工具，如探索问题公司接管、重组重整等处置方式。探索设立并购基金，吸收社会资本参与行业风险处置。同时，开展保障基金救济范围和救济标准研究，确保在保险公司退出市场时，通过保单救济，切实维护保单持有人权益，维护行业稳定。探索建立“保险消费者信心指数”，引导行业科学健康发展。

我国保险业，特别是保险保障基金的实践证明，金融业要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最重要的是摒弃孤立、简单、线性和机械思维，防止“就事论事”地“治标”，更要防止陷入“唯指标监管”的误区，要以全局视角和系统思维，标本兼治地开展风险治理工作。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救助机制，确保风险不出现大的敞口，确保切实有效“兜底”，将风险管控做实，将消费者利益维护落实。如我国保险保障基金，在中国保监会的指导下，曾成功地完成了对新华保险和中华联合两家保险公司的救助，既稳定了保险市场，维护了消费者利益，也为问题公司的重生提供了有力支持，还使基金自身实现了保值增值，起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不仅很好地扮演了保险消费者利益守望者的角色，还成为新兴市场利用市场化机制实现自我救济的成功案例。另一方面从全球范围看，“审慎监管”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高效地实现风险防范，尤其是从社会总效率的角度看，否则，就可能陷入监管和合规成本的“滚雪球”效应，不仅效果难佳，还会让企业和社会不堪重负，金融的效率、作用和形象就会大打折扣。

总之，风险总是与人类社会相伴相生的，而金融保险则是人类社会化解风险的重要工具，但如何能够更好地实现目的，不仅需要明确目标，更需要科学方法，而“标本兼治”无疑是解决之道，而创造性地实践是关键。

（作者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总裁）